香港這座東方之珠的傳奇，從來不是某個單一群體書寫的孤本。從開埠之初的漁村到如今的國際都會，它的發展軌跡上深深鐫刻著多元文化交融的印記。上世紀四十年代，上海實業家帶著紡織技術南下，為香港輕工業奠定根基；七十年代，東南亞華僑的商業網絡讓香港轉口貿易蓬勃發展；九十年代，許多國際知名的金融機構紛紛在香港設立分支機搆或辦事處，國際金融精英的湧入完善了本港的資本市場體系。此外，占香港人口少數的非華裔移民也對本港的發展和繁榮作出多方面的貢獻。這些歷史片段無不印證著一個真理：香港的繁榮密碼，始終在於靈活頭腦和開放包容的胸襟。今天，當我們面對新來港內地人才這一群體時，或許應當以同樣的歷史眼光審視——他們可能正在續寫香港人才交融史的新章節。

客觀數據揭示的共贏圖景

在討論人才流動的影響時，數據往往比情緒更有說服力。政府資料顯示，截至2024年底，「高才通計劃」共收到約11.6萬份申請，近9.2萬份獲批，超過7.5萬名高端人才與家人抵港。政府估計，該計劃可為本港帶來每年約340億元的直接經濟貢獻，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約1.2%。稅務局的統計更顯示，5月2日起發出266萬份個別人士報稅表，較上一年度多22萬份，納稅人口連續第二年增加，薪俸稅稅收上升11%至889億元。稅務局局長陳施維指，輸入人才計劃為香港帶來更多須報稅人士。這些實實在在的稅收貢獻，正在反哺香港的社會發展。

教育領域的互動同樣值得關注。部分高才通的子女已適齡入讀本地中小學。創知中學校長黃晶榕表示，該校2024年收到逾千份內地生插班申請，最終取錄了逾百名高才通的子女入讀各級。他認為，隨著香港學齡人口下降，部分學校會面對縮班殺校的困境，學生太少亦不利於文憑試的推行，高才通的子女帶來的生源，有助港校紓緩困境。類似案例在多區都有出現，津中議會主席李伊瑩認為，隨著疫後複常及特區政府推出「高才通」等輸入人才計劃，更多內地港籍學生來港讀書，令生源增加且不會集中個別地區，有助暫緩學校縮班壓力，但強調未來情況仍要謹慎看待。立法會議員、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會長鄧飛認同「高才通」會帶動一批學生來港就讀，填補部分因移民潮而出缺的學位，令公共財政支出更具效率。本身是北區區議員的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表示，區內學校亦有接獲「人才子女」的插班申請，主要集中在小二至小四。他亦指，隨著新落成公共屋邨相繼入夥，部分區內學生因搬遷而轉至其他地區上學，「例如大埔富蝶邨二期在今年入夥，區內有些學生在暑假時已經轉校。」這種教育資源供需的動態平衡，往往在情緒化的討論中被忽視。

更值得注意的是社會福利體系的實際影響。根據本港現行法例，新來港內地人才群體來港未滿7年，為本港非永久居民。他們既不具公屋或綜援申請資格，也不佔用其他社會福利資源。很多新來港人士（包括優才、專才、高才、非本地畢業生等群體）參與義務工作，這些事實與坊間流傳的”搶佔資源”說法形成鮮明對比。

構建理解的三重路徑

要消除誤解，首先需要創造接觸的機會。當你走進將軍澳景林邨、寶林邨及鄰近地區，你會看見新來港人士和本地居民不分彼此，在公園裡談天說地，在旁的子女們則融洽地追逐玩耍。他們有的操普通話，有的說廣東話，但都深信人與人之間應和諧共處，兩地雖然存在文化差異，但各有專長，需要彼此學習和尊重，攜手建立共融社區，造福下一代。這種面對面的互動，往往能打破無形的心理藩籬。

其次，政策透明化同樣關鍵。人才辦公室需要加強公眾溝通，例如詳細說明「人才子女」教育支援的實際安排——這些學位多來自國際學校擴招或新設班級，並未擠佔本地生原有資源。消除資訊差，才能建立理性的討論基礎。

最後，回望歷史總能給我們啟示。1980年代，丁樹奎等內地工程師參與了港鐵供電系統設計工作；今天，新來港內地專才在數字經濟、創科、綠色金融等領域的付出，何嘗不是這種協作精神的延續？有調查機構研究顯示，擁有內地背景的新來港內地人才雇員更善於為港企和跨國企業開拓大灣區市場，這種”橋樑”優勢正是香港保持競爭力的新籌碼。

永續發展的包容智慧

筆者一直認為，香港這座城市之所以傳奇，在於永遠能將不同背景的奮鬥者熔鑄成發展合力。從上海移民帶動製造業騰飛，到印度裔商人活躍金融市場，歷史一再證明：包容才能造就繁榮。面對新來港內地人才群體，我們不妨多一分耐心——就像過去對待每一批新移民一樣，給予他們融入的時間與空間，融入之後其社區參與度與本地家庭無異。

香港精神從不是排他的孤島文化，而是“你追我趕”拼搏的獅子山精神。今天對新來港內地人才的包容，既是傳承開放傳統的必然，更是應對人口老齡化、產業升級的戰略選擇。給予新來者適應時間，或許會發現他們帶來的不僅是勞動力，更是輸入讓香港保持競爭力的新血液。

本文原載於 香港01，作者陳小辛博士是香港優才及專才協會正式會員，國際資產及風險管理協會（iARMA)榮譽顧問、澳洲公共會計師（FIPA）、公認反洗錢師（CAMS）。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協會立場。